历史经验表明，很多试图加冕金融王冠的冒险者，都倒在追逐权力的路上，最近的一个叫德意志银行。

  我们平日里常说的银行，严格按分类来说属于商业银行。据考证，商业银行的来源是我们熟悉的金店业务。历史上，一些平民通过经商致富，为了安全通常将钱（主要是黄金等贵重金属）存放在金店中。但金店店主慢慢的发现，并不是全部客户都会在一天来取黄金，也就是说，金店可以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部分黄金挪用，赚取利润。这就是现代银行“准备金制度”的来源，也是现代经济理论“货币创造”机制的基础。

  1783年，美国获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，但因为战争费用，美国国家财政千疮百孔。未解决国家债务问题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设计了一套大胆的财务方案：“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为担保，统一发行新的国债来偿还各种旧债。”

  第三、由于国债发行，新货币回流了国库，财政部再利用新币回购战争期间的所有债券和借条。

  其结果是，美国政府没花一分钱，就解决了庞大的债务负担问题。但现在看，其实这个操作并不深奥，就是美国政府“发新债、还旧债”，将近期转换为远期债务。

  而这个政策之所以能成型，也是因为虽然美国政府负债高，但美国人有钱，因此美国财政部先借美国人手里的钱，还给外国人。而欧洲有钱人看美国人借钱给美国政府后来还赚了不少，就也学着借钱给美国政府还给欧洲政府。

  不难理解，“旋转门计划”能否实施的关键，在于美国政府能否将政府债券卖出去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债券交易“掮客”，他们当中既有传统的银行家，投机商，也包括形形的市场交易者。

  这就是投资银行的雏形，和传统商业银行赚取“利差”不同，投资银行的主要收入来说，是债券承销这种“中间业务”。

  在1850年的美国，铁路是工业社会的一大象征，也是重资本行业。但随着各路资本涌入，作为交通运输基础行业的铁路运输很难更有效率。彼时，美国充斥着千奇百怪的铁路公司资本结构，恶性的重复建设和价格战机会毁了整个行业。

  为此，J.P.摩根牵头对美国整个铁路行业进行了重组，基本策略是通过资本并购，买入效益低下的小铁路公司融入铁路巨头的网络，然后组建为若干枢纽干线，比如纽约中央铁路，宾夕法尼亚铁路，巴尔的摩铁路，伊利铁路等，形成了一套统一的铁路体系，提高了效率。降低了成本，为美国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。

  1900年，J.P.摩根又“故技重施”对美国钢铁行业进行了并购整合。其结果是，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耐基卖出企业变成全球首富；整合后的美国钢铁公司则不断壮大，最高时控制了美国全国钢产量的65%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寡头。

  显然，投资银行所提供的并购业务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迅速整合资源，成为行业领军企业，这也是并购的魅力。但必须要承认的是，投资银行家并不是真的有钱，比如J.P.摩根在1913年去世时，有人统计其所有财产只有6000万美元（以及等值的艺术品）。虽然这笔财富对普通人来讲已经是一笔巨款，但美国“亿万富翁”约翰·D·洛克菲勒在公开场合曾评论说，这点财产甚至还不足以让摩根可以称为一个“富人”。

  但需要注意的是，J.P.摩根为投资银行开创的“资产并购”业务模式，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它大大加速了产业的发展，提升了资本利用效率，投资银行终于开始展现“资本之王”的一些特征。

  美国好莱坞电影《华尔街》中，主角对金融市场有一句经典的评价，“money never sleep”（金钱永不眠），这其实是对投资银行最好的注解。

  从1929年至2009年，美国投资银行始终站在世界金融行业的顶端，他们的每一次冒险，在为世界创造财富的同时，也留下了巨大的风险。

  在金融行业，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博弈，常常成为投资银行繁荣与收缩的标志。

  1929年美国“大萧条”发生后，美国国会在1933年6月1日通过《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》（Glass-Steagall Act），规定银行只能选择从事储蓄业务（商业银行）或者是承销投资业务（投资银行）。对投资银行来说不再允许吸收储户存款，直接遏制了投资银行的资产金额来源，也导致了1930-1950年代投资银行的“惨淡”。

  1980年代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行“新自由主义”，放松了部分金融管制，欧洲的投资银行得以实现了长足发展，巴克莱银行、德意志银行和瑞银集团崛起。

  为了应对竞争，美国逐步放开了对投资银行的限制，比如规定了利率上限的Q条款被取消，利率彻底市场化，415条款的实施加快了证券发行的程序，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被打破，储蓄机构被有条件的允许进行全能银行业务。

  但我们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，几乎所有非美国的投资银行都很难走到最后，“基业长青”根本就是一种奢望。

  据《欧洲时报》7月12日报道，著名投资银行德意志银行宣布裁员1.8万人，2600万欧元辞退三名高管，并退出股票交易业务。这其实宣布了德意志银行20年国际化、投行化的失利，但如果你仔细梳理非美国投行近三十年的尝试，你就显而易见成为一个非美国投资银行到底有多难？

  很多人都指责，德意志银行投行领域的失败是金融监督管理不足，但实际上，如果一家银行进入美国市场，就一定要使用美国人才，这是没办法避免的。但事实是，很多美国金融从业者都像“赌徒”，甚至于华尔街就是一个“冒险者乐园”。因此，很多银行监管者都认为，只要能带来利润，就对他们的行为“得过且过”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效监管。

  投资银行进行的都是创新业务，很多业务员都有很高权限，但因为进行的是高风险业务，甚至一个人的错误操作就能搞倒一个银行。

  比如，1992年，尼克·李森就职于巴林银行，未经批准就用巴林银行名义，认购70亿美元的日经指数期货交易。结果，运气不佳，遇上神户地震，日经指数跌到无法清偿。巴林银行损失严重到破产。尼克·李森被判了六年半。尼克·李森在狱中，还写了一本书，名字叫做《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》。

  2011年9月，瑞银（UBS）发现旗下投行部门一名交易员违规操作造成大约20亿美元的损失。

  不单单是非美国投资银行，甚至美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家都要面对罚款甚至刑法，因为投资银行本身的很多业务就是游走在法律边缘。

  美国投资银行杠杆收购的大玩家伊凡.博思基（Ivan Boesky）1986年被控内幕交易被捕；

  因为违规，投资银行还经常被罚款。以德意志银行为例，在2000年至2015年间，德意志银行的全球市场部，投资银行业务赚得的净利润总额约为250亿欧元，但其中的120亿欧元都被用于缴纳罚金了。

  虽然投资银行有着种种弊端，但现代企业融资活动背后永远不可能离开投资银行的推动，“金融脱媒”已不可逆转，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，直接融资占比必须要继续提升，这都需要投资银行的发展。

  近日，央行的一位老领导表示，“我们已决定了将国内市场向外资投行开放，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”因为对中国金融行业来说，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向先进投资银行学习管理，但从长期看，中国想要自己培养一家非美国的投资银行，依然任重而道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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